孙萍：理解“外卖骑手”的数字劳动

最近，一篇名为外卖骑手：被困在系统中的文章在朋友圈中更新，引起了公众对这个专业群体的关注。本文采访并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孙平先生的观点。自2017年以来，她一直在研究外卖系统算法与骑手之间的数字劳动关系，这也是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观察者。在次推动中，我们为您准备了2019年孙平先生发表的现场研究：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 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送餐人员研究，希望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帮助您更深入地了解该群体面临的困难。正如孙平先生在朋友圈中所说：多年来，我被底层的故事深深吸引、感动和激动。在做田野的过程中，我也深深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学者的无助和成长。坚持在一个角落里，即使它发出了微弱的光。外卖兄弟值得尊重，每一个努力都值得尊重。本期推送的意识形态前沿杂志（微信官方账号：THINKING）授权转载，请务必参考原文。题目: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 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人员的研究作者:孙平期刊:2019年第六期《思想战线》互联网经济构中国的社会关系和劳动实践。近年来，随着共享经济的出现(sharing economy)通过数字技术，消费、服务、平台、劳动等元素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重组和构建了信息社会下的关系地图。随着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算法已经从幕后推向了前台，成为学者重新审视技术逻辑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参考。然而，学术界很少研究与算法相关的技术逻辑和社会影响。本文以中国两个主要的互联网外卖平台为例，从劳动社会学和技术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数字劳动与算法实践之间的多元互动和权力关系。本文旨在探讨数字平台的算法管理如何实现平台经济系统对数字劳动的培训。同时，本文试图从上到下展示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以及如何在算法之外展示自己的自主性和主动性。通过算法与日常劳动实践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回答了以下问题：外卖平台对数字劳动者的理论和对2017年3月份的理解是什么？通过参与式观察，笔者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西城区、朝阳区、大兴区、房山区等20多个外卖站的61名外卖人员。作者还采访了主要外卖平台之一的首席管理(CSO)、数据研发团队的首席架构师和工程师、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和餐饮外包公司的负责人，以便更全面地了解算法的生产和劳动管理逻辑。算法和数字劳动：现象和概念（1）算法的概念化不是自然科技史和技术人类学的新事物。最早的算法可以追溯到中国商周和古希腊战争，从加密军事情报到日历法、计算测量等日常数学推理，都显示了算法的原型和逻辑。例如，中文中的艺术和日文中的艺术ji-jitsu都有算术、推理、机制和逻辑。算法的概念起源于8世纪波斯数学家 ** ·花拉子米 (Mu?am ** dibn Mūsā al-Khwārizmī)，它指的是可操作的系统计算，然后在12世纪传播到阿 拉伯和拉丁语国家。19世纪，数学家开始关注算法问题，并将其纳入学术讨论。由于算法与编码、指令、推理等自然密切相关，它也成为人类在生产实践中解决数学和物理问题的重要支持。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算法开始真正进入人类的视野，它越来越依赖于软件和代码，成为计算机应用和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算法热主要是由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繁荣。随着算法与数字生产的日益密切联系，算法概念的内涵和扩展正在超越计算机、数学、信息技术等领域，变得更加宏观和跨学科。算法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架构(technical infrastructure)，嵌入式产品和生产过程与周围的社会生态密切相关。因此，算法的定义可以从技术和社会两个方面进行总结。从技术层面来看，算法是对一个或一系列问题解决方案的完整描述。社会学家塔尔顿·吉 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算法认为，该算法是将输入的数据转换为基于特定计算模式的预期结果的编码程序。首先，该算法具有逻辑推理性，告诉人们如何按照要求一步一步地行动；其次，该算法的运行必须得到数据的支持。就像聪明的女人没有米饭很难做饭一样，没有数据作为来源 的基本算法，如无源的水和无根的木材，很难实现特定的社会价值。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虽然算法没有被过多地提及，但它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如福柯、拉图尔、霍克海默和德勒兹，都在一定程度上讨论了技术、规则、制度和制度对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影响。·西弗(Nick Seaver) 提出了算法文化(algorithms as culture)概念认为，在当今日益发达的数字经济中，算法不再仅仅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而是已经成为文化实践本身。虽然技术体系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算法的数学和逻辑定义，但社会文化的视角为理解算法注入了更多的范式可能性。在这个层面上，算法可以被视为一种技术体系和文化实践的多元化传输模式。在信息社会中，算法对宏观政治社会和微观传播语言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2）算法和数字劳动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关注算法逻辑。基于以往的研究，学术界对算法的研究可分为两个主要背景。第一个是对算法的社会权力机制的研究，特别是算法在特定机构的决策、制定和管理中的作用。(Yeong)在讨论大数据的社会作用时，提到算法的主动性(agency)问题是，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机制正在形成技术性的主动决策和指导，并对社会权力关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里德(Reider)以贝叶斯分类技术为例，探讨了算法如何通过分组、排序、识别和预测对现有社会结构产生影响。与此同时，算法和社会机制之间的嵌入也决定了它必然会受到社会机制的反向影响。例如，在一项搜索引擎研究中(Majer)从技术建设的角度来看，发现不同圈子的利益冲突和妥协对搜索引擎及其算法意识形态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第二条研究背景是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探索算法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在这一领域， 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批评的角度理解算法与组织、机构、商业和政府行为的关系；一些 学者从日常生活中讨论算法是如何被个人实践塑造、想象和构建的。例如，威尔森(Wilson) 在讨论算法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时，示，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算法正在通过其日益强大的代理角色(role of delegation)表达我们个人生活的实践。(Bucher)通过对Facebook 社交平台的研究发现，对于用户与社交软件互动时形成的算法想象Facebook社交平台改进或建构算 ** 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数字产业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崛起，数字劳工人口日益突出。数字媒体和互联网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劳动过程的各个方面，并对其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那么，算法技术如何渗透和影响现代社会的数字劳动过程呢？人与算法之间形成了什么样的互动机制和权力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估这种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外卖平台经济下的送餐人员为例，试图从日常工人的劳动实践主动性的角度探索算法与劳动过程的嵌入式互动，并经历了构建、协商、阻力和重建的动态过程。2、平台经济：人的逻辑和算法逻辑中国外卖经济的快速增长已成为近年来共享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造就了大量的城市灵活劳动力，为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自2010年左右以来，外卖行业已成为2015年左右~2017年迎来发展高峰，外卖平台数量不断增加，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劳动力人口也在增加。截至2018年12月，中国外卖就业人口已达300多万，市场覆盖面已扩大到全国1300多个城市，总生产价值已达4000万美元。截至2018年，经过多轮洗牌重组，中国外卖行业市场经营趋于稳定。2017年8月，市场所有权排名第三的百度外卖被饿了么收购。到目前为止，外卖行业已经从三点世界转变为两个英雄竞争，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外卖平台，主要是美团和饿了么。自2015年以来，外卖行业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为了占领市场，各外卖平台开始大规模招聘外卖员工，并以红包、奖励、补贴等形式进行市场竞争。高奖励激增了外卖行业的就业，外卖兄弟月收入超过1万元。但正如学者们所说，平台经济的本质仍然是劳动 密集型经济。外卖人员高收入的背后是长期高密度的劳动条件。此外，随着外卖市场的饱和和平台垄断结构的逐渐形成，外卖人员的收入也逐渐下降。平台就业的灵活性和分散性， 使外卖人员呈现出多样化的就业特征和就业结构。现场调查发现，外卖人员的就业形式多样化，外包主要是指直接分散的劳动关系和分散的劳动实践动实践。外包平台可分为四种模式。** 外卖员，自营是指餐厅独立雇佣的全职或 ** 外卖员。与传统服务业不同，信息传播技术在平台劳动过程中的大规模使用，打破了现有标准化、个性化、低端、高端服务的二分逻辑。移动和平台的算法应用系统已成为劳动过程中的正常中介机构，从而改变了传统服务业的组织规范和管理措施。在劳动过程中，算法在订单 分配、时间计算、路线估计和订单发送监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算法设计和算法逻辑已成为我们窥探数字经济下劳动政治的重要窗口。基于现有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外卖劳动在算法逻辑下具有明显的时间、情感和游戏特征。（1）时间的同步性和嵌入性加快了人们对社会节奏和时间的认知，已成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平台经济运行中，满足客户的及时需求已成为平台运行的主要任务。为了吸引客户，各外卖平台都将时间元素纳入广告语言，突出了快速高效的广告语言。XX外卖，被称为快速、高效、质量、安全等。与传统的制造业或服务业相比，由于算法技术的干预，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力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时间特征。在这里，时间的及时性已成为平台创建高质量服务的重要基础。从接到订单、去餐馆取餐、开始送餐到完成订单，送餐员的每一步操作都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而后台算法在接到外卖员的步骤“签到”后，会同步传送给顾客，顾客即可通过送餐APP跟进您的外卖订单。A平台直销商小季表示，仅在2017年上半年，他的网站送餐时间要求就从原来的45分钟缩短到29分钟。太忙了。当你看手机时，你会发现还有几分钟要加班。你一定很担心，所以你必须快点跑。他说，与时间赛跑几乎已经成为送货员的日常工作。送餐时间的不断缩短与算法对送餐员的培训密不可分。随着送货员订单数量的不断增加，后台送货信息的数据记录也在增加。通过不断的自我训练，后台算法实现了更高效的订单送货和时间管理。例如，每个送货站都会根据送货员的日常表现统计其个人订单接收率、准时率、迟到率等，从而确定送货员的奖惩计划。这样，数字平台就可以通过算法中介劳动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高效及时的话语来赢得资本市场，但也对送货员的时间预测和时间控制非常不满意。虽然，一些外卖员在后台算法管理下的时间预测和时间控制都有技术正确。李峰是B该平台的一名外包送餐员说：平台给我们的时间是根据直线距离计算的，即点对点。实际的送餐路线不是这样的！当我们送餐时，我们不得不转弯，等待红灯，有时我们不得不绕着大圈子。昨天发送了一个订单，系统显示5公里以内，我跑了7公里！当我们是直升机时，系统呢！由于送餐平台具有明显的用餐效果，每天的早、中、晚餐时间已成为订单接收的高峰期，而在其他时间，大多数送餐其他时间，大多数送餐人员必须选择等待订单。他们通常会打开他们的订单软件 到订单接收模式，然后找到指定的餐厅或街角，开始等待订单，玩游戏，观看现场直播， 吸烟或聊天。订单的不可预测性往往是有意的 味着送餐员超长的“待机模式”，这种劳作状态与布迪厄 所分析的时间差序格局如出一辙，“让人等待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体现”。服务行业中劳动政治的权利关系越来越体现在时间分配层面，一方通过让另一方等待而凸显出“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层级和划界工作。通过算法的劳动支配，可见的雇佣关系和社会关系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预测和断续零散的劳动过程和时间分配。但这种零散的劳动并不意味着个人时间掌控力的增强。以外卖员为例，为了获得更多的订单以增加收入，大部分外卖员每日的实际在线时间超过10个小时。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反而培养了送餐员的“平台粘性”(platform adhesion)，他们的身体和劳作都被嵌入到极不稳定的数字互联和算法分配中，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自身的不稳定性(precarity)。（二）情感劳动下的算法“规训”算法对平台劳动“规训”的细致入微之处，还表现在对情感劳动的要求上。霍奇查尔德 (Hochschild)认为，情感劳动指劳动者通过对自身情绪进行管理，从而创建正面积极的面部、肢体表征。平台资本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依靠社会关系和熟人网络所形成的供需关系链条，转而关注服务的正规化和标准化差异。即便在外卖送餐行业，陌生人网络的建立却依然要求送餐员呈现情感劳动“表演”。送餐平台依靠算法精细化的管理，将传统情境下的情感劳动付出合理化和规 范化，进一步实现了对于送餐员的纪律规训。C平台送餐员王师傅说:“我们有很多要求的。打电话要首先说‘您好，感谢订购XX外卖， 我是您的骑手’，送餐时要说‘这是您的外卖，抱歉让您久等了’，结束了还要说‘感谢您的惠顾’。”送餐员的情感劳动规训主要通过“五星好评率”“及时率”“晚点率”等算法规则实现。例如，C平台对外卖员的顾客好评率进行分数累计，并将每月的积分直接挂钩送餐员的工资和奖金。送一单所得的基本分为10分，顾客的一个五星好评可以额外加20分。每个平台的站点系统，会在每个月根据外卖员的五星好评率评出“五星上将”，并奖励200元作为奖金。同时，“差评”机制的规定也十分严苛。一个差评扣50积分，并根据顾客的投诉反馈扣50至500元不等的罚款。虽然“五星好评”对送餐员吸引力很大，但实际情况是，外卖员“不太好意思向顾客要好评”，觉得“没办法开口”。外卖行业的崛起得益于灵活劳动力的转入，而这些以男性为主的灵活劳力，在以前多从事建筑、装修、搬家、工厂做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乍一转入外卖行业，对于情感劳动细致入微的表现方面，感觉一下子无所适从。在强调标准化和统一化之外，平台算法对精细化、个性化等服务的管理也不断增强。虽然情感劳动在外卖送餐业中并不是经营重点和优势所在，但很明显的是，情感劳动在这里变成了一 种“增值劳动”，即通过礼貌、友好、有耐心的服务态度来突出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即汉泽 (Hanser)所说的“区别性劳动”(distinction work)。这种区别性劳动一般通过情感交流和支配机制来凸显社会地位的不同。在平台经济中，区别性劳动通过算法机制的中介，呈现出一种圆形“敞式监狱”的形态，即外卖员随时面临被监管、被投诉的可能，却又对周边的环境和情况充满了不确定性。“顾客至上”的逻辑同时表现为平台算法维持，并时刻关注消费者的情感变化。这一过程主 要体现在充分保证消费者的“订单追踪”权力。例如，订单一旦在系统平台上生成，用户便自动 享有了“催单”“取消订单”“联系外卖员”“联系店家”“投诉”等权利。在送餐过程中，外卖员必须时刻保证与顾客的及时联络和协商。而通过后台的APP，顾客可以时刻“跟踪”送餐员的位置移动变化。在高峰时段，当外卖员同时派送多个订单时，由于时间限制和路线规划的不同，经常遭到客户的投诉。来自平台A的外卖员朱师傅说:“昨天我从一个餐馆接了两个订单。一个是1.5千米，还剩45分钟;另一个是3千米，还剩下20分钟。为了不耽误，我先送了那个3千米的(订单)。谁知道那个1.5千米的顾客从后台系统看了我的GPS，发现我经过了他家却没给他送餐，很生气，就取消了订单还把我投诉了......我还得道歉。”与外卖员的自我选择相比，这种“顾客情感 至上”的倾向，充分地体现在平台算法的设计中。（三）差异化和游戏化的管理平台算法的渗透性在劳动管理上不断深化，这不但体现在它接替了原有人力资源的大量管理工作，同时也体现在面对庞杂多样的流动性人口时，所呈现的分类化管理机制。总体来说，平台算法对送餐员实行“差序格局式”的管理方法。在平台B的算法中，外卖员被划分成从“普通骑士”到“神骑士”7个不同的“骑士等级”(参见表1)。而每个骑士等级的评定规则十分复杂，主要依据送餐员该月所完成订单数、总里程、工作时间、好评率、准时率、晚点率等。与传统的劳动评价体系不同的是，平台算法通过这种“差序格局”的管理方式对外卖员实行 “游戏化”的激励和鼓动。通过算法的计算和统计，送餐的工作过程被模拟化为一个游戏世界， 就像打怪升级一般。外卖员可以通过不断积累分数升级到算法评定的更高层次，从而享受更高的 订单奖励。如表1所示，除了固定的送餐费用(一般5~10元不等)以外，一名“普通骑士”每送一单得到的额外奖金是0.1元，而当升级为“钻石骑士”时，每一单的额外补贴就变成1元。小张是C平台的外卖员，19岁，刚干外卖3个月左右。他给笔者看他的后台信息，说:“上个月我升成了黑金 (骑士)，真没想到。但是这个月想保住就难了。你看，我到现在还差832分。”由于平台算法的 积分统计实行“每月清零制”，想要持续升级，必须每月额外送出50~200单，这对大部分外卖员十分困难。这样的评价体制成为外卖员劳动之余的谈资，他们在日常休息时间会相互交谈骑士等级 的升级问题，或者相互比较，一起预测当下这个月的工资数目。吉莱斯皮将这种受到差序格局式管理的劳动人口称为“算数型工人”(calculated workers)。算法的介入，使得原有的组织机构管制变得更加细致入微，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被划分为更加细密和可供计算的操作形态。游戏化和差异化的管理机制，也从一个侧面塑造了“工人企业家”的意 识形态，使骑士等级的晋升，成为送餐员衡量自我价值和工作意义的重要层面。平台算法巧妙地 将个体工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资本对劳动的管理结合在一起，并在不知不觉间塑造了算法的合理 化基础。田野中发现，大部分外卖员一般在半年左右，即可升级并稳定在“黄金”或者“黑金骑士”，而进一步的升级非常困难，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更长的工作时间。他们给出的解释经常是，“单不多”或者“工作时间短”“不够拼命”。乌帕雅和瓦萨为(Upadhyaand Vasavi)认为，技术资本后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即是企业家精神的普遍化和个人主义的盛行。外卖员将“骑士”等级的升级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当作理所当然，这在无形之中为算法剥削进行了普遍的、内化的、合理的解释。“逆算法”的劳动实践与劳动赋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研究认为，资方与劳方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监管—反抗”“管理—抗争”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田野调查发现，外卖平台下劳动者的抗争意识并不明显。如上文所言，平台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算法技术日益取代传统的人力监管手段，因而，原有的劳资矛盾由于技术的中介开始慢慢隐退，转而迁移到“技术—劳动”的实践层面。对技术知识的了解、掌握和驾驭，逐渐成为平台资本和劳动者相互协商、妥协和平衡个中权力关系的关键因素。虽然算法一直被喻为“黑箱”和“信息茧房”，但外卖员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恰好相反，他们通过自我的主体实践，在送餐过程中逐渐摸索到一套对抗算法“规训”的主体性策略。例如，在2016年各大外卖平台开始“价格战”时，外卖员会借用平台推出的“补贴”“奖励” 等进行获利。在派送订单时，外卖员发现了平台算法的“问题”，即奖金的计算仅仅依据订单数和送单数，而不管中间的派送流程。于是，一些外卖员与店家协商合作，通过“下空单”来赚取平 台奖金。“最早那会儿，我跑一单额外补贴10块，一天下来能额外挣二三百。一个月真能上一万。” 骑手夏先生说。也有外卖员同时注册多家平台，通过每个平台订餐派送的“时间差”来周旋并完 成多家订单，从而获得多家平台的配送奖励金。这种“机会主义”还表现在他们的日常劳动中。例如，大部分外卖员都喜欢特殊天气，包括雨雪、暴风、高温、寒冷等天气，因为“单量大”“价格高”。对于众包送餐员来说，他们的劳动呈现出更大的自主选择性。平台C的耿师傅认为，抢什么种类的单子非常重要。“尽量抢那些距离近、 好送的；不用等电梯的最好”。耿师傅对自己劳动时间的掌握也更加潇洒，比起全职外卖员，他更关注“时机”：“要瞅准了时间和地方，单多的时候就多干一会儿，不行就回家睡觉了”。基于线上线下所形成的“站点社群”，也成为外卖送餐员对算法“改造”的重要途径。大部分外卖员都会加入到周边商圈的非官方微信群，这些微信群成为送餐信息的“集散区”，外卖员在群里及时分享和转达各种信息，包括“转单”请求、交通路况、电瓶车偷盗信息等。平台算法的逻辑是依据大数据的累计来实现送餐时间、交通情况的精准预测，但是田野中作者发现，有经验的外卖员更愿意相信自身的经验和微信群里的信息，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工作社群”和“劳动算法”。与工程师对代码或程序语言的直接技术操控不同，送餐员通过日常的劳动实践，逐渐了解并熟悉后台算法的运行规则和规律，通过这种“逆算法”的劳动实践，送餐员采用“打擦边球”的方法，来实现和斡旋自我劳动权益的最大化。如在实际劳动过程中，外卖员逐渐知晓等单和送餐的技巧、如何与客户交流来避免被投诉、如何拿到五分好评、如何逃避平台系统的时间监控等。本文将这种通过劳动实践来知晓算法管理的过程，称为算法学习的“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逆向的算法学习与计算机的编程逻辑不同，这是西弗(Seaver)所说的自下而上的 社会文化实践。这种出自劳动者的社会文化，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技术的操纵，强调了劳动者的自我赋权，以及对平台资本的“反剥削”和再创造。结语和讨论本文从“算法与日常劳动实践”的视角切入，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平台资本的劳动政治。平台经济下的管理逻辑问题，实则是“人的逻辑”和“算法逻辑”的糅合与对抗。这其中凸显了劳动/技术、情感/理性、个人/集体等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对立。数字劳动与平台经济的发展， 为算法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它除了关注作为核心的“人”的作用之外，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并定义算法提供了新的可能。技术逻辑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但正如卡隆和拉图尔所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y)所阐释的那样，物质实体、行动个人和象征观念之间的互相作用，共同组成了社会技术网络，从而为相互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回到本文的研究问题:平台算法对外卖员的劳动管理，呈现出“时间内嵌”“情感劳动”和“游戏化”等诸多方面的特征。算法通过日益增强的精准性和标准化管理，将外卖员的劳动过程置于细致入微的监管之下。从言语表述、肢体行为到时间、空间、数量、级别等各个层面的数字操控，使得技术理性最终得以管理“人的情感”，并以此实现劳动价值的最大化和高效化。与此同时，数字劳动者在与平台算法的“斗智斗勇”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逆算法”劳动实践和协商技巧，从而丰富了“人”的逻辑在与技术逻辑相对抗过程中的自主性和主动性。算法的隐蔽性，使数字经济下劳动特征的发掘变得更具挑战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技术发展“光环”下的劳动政治，恰巧相反，算法权力结构下的不平等，内嵌于更加多元的权力关系景观之中，在算法之外，我们要看到更广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情境。原标题：《孙萍：理解“外卖骑手”的数字劳动》